2020年6月29日，在圣伯多禄与圣保禄瞻礼之际，教廷圣职部颁布了《堂区团体的牧灵归依：为教会的福传使命服务》[1]（以下简称《牧灵归依》）。在整体上，这是对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劝谕的具体实施，通过指出适合当前教会及社会情形的牧灵原则，要求堂区进行结构性改革，好成为“以福传为重”的信友团体、一切人的家园。
该文件共15节，124条（请看文章末尾的目录）。除导言（1-2）和结论（122-124）外，我们可从大的范围，把它分为四个部分：一、牧灵归依（3-41）；二、堂区合并（42-45）；三、堂区人事（62-100）；四、堂区管理（101-12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份文件是向普世教会颁发的，但其出发点明显是针对当前欧洲教会的严峻情势。当然，这也非常值得其他地区的教会反思和进行适合当地情形的改革，至少，对在中国的教会来说是如此。为更好地理解整个文件的内容，尤其是它的出发点——堂区之所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理由，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堂区的历史。
本文在简述堂区历史以及“堂区文明”在今日西方没落的原因后，将分析圣职部这份文件对堂区问题的意识，及其对堂区的新定义和指出的牧灵归依的方向。接着，我们会介绍《牧灵归依》对堂区结构改革的指示。最后，我们将探讨在中国的教会该如何以适宜于当前实际情形的方式，落实该文件指出的牧灵归依与堂区改革。
一、堂区文明的衰落
“堂区”一词的希腊文（paroïkia）由“……的邻居”（paroïkos）、“在……旁住下”（paroïkein）和“家”（oïkos）派生而来，本义指在外邦中居住的基督徒（如伯前1：17）。在转化为拉丁语（parochia）后，开始具有空间与地理意义，指教区（教区与堂区的界定那时还不明确）、堂区或教堂。总之，“堂区”最初是基督徒团体生活的地方。
（一）
梵二前的堂区
公元一至三世纪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在罗马帝国内的城市中，围绕主教形成团体；司铎们也都与主教一起度团体生活。君士坦丁大帝于313年颁布米兰诏书后，基督徒团体不再是散居在罗马帝国内的“特殊群体”，开始以合法的国教地位，向乡下扩展。这就需要派司铎到乡下去。城乡之间不断扩展的教会活动场所和司铎的临在，起到两个作用：一方面可归化异教徒和改变风俗，另一方面把国民生活框在了基督宗教的结构内[2]。
随着司铎人数和贵族私人教堂的增加，出现了贵族随意挑选任命司铎而买卖圣秩（“西满罪”）和司铎腐败的尼哥拉主义（nicolaism）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贵族与主教在本堂神父的任命和堂区收入的去向方面产生了冲突。教宗大额我略的改革以及第四届拉特郎大公会议（1215）召开的动机之一，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说，是第四届拉特郎大公会议奠定了西方堂区的模型和本堂神父的角色（参阅本届大公会议can. 32）：本堂神父属主教管辖，终身被任命为一个堂区的主任，通过举行圣事关怀该区域的“人灵”。而教友则通过向本堂交纳十一税表示从属于一个堂区。为加强基督徒的宗教生活，该届大公会议也规定信友每年一次办告解和领圣体的义务，并禁止秘密婚姻，从而把人们的社会生活框定在堂区内[3]。
四个世纪后，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49；1562-1563）将第四届拉特郎大公会议所制定的这种堂区系统予以强化，并推广于普世。会议要求主教要“精准地划定属于不同堂区的居民，为每个堂区任命终身本堂神父，使他们认识堂区教友。堂区居民只有在本堂神父处才能合法地领受圣事。”[4]
同时，通过划分堂区领域、更加精细地明确圣秩等级（参阅Denzinger 1765）以及教会职务（参阅Denzinger 1767-1768），特利腾大公会议强化了本堂神父向内（ad intra）与向外（ad extra）的双重权力：向内，他们负责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向外，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约束以基督宗教为国教的西方人的社会生活。特利腾堂区制度的这种宗教与社会功能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地域整合了社会和宗教生活的堂区体系，在西方开始逐渐瓦解。早在1943年，亨利·戈丁（Henri Godin）和伊万·丹尼尔（Yvan Daniel）两位社会学家就在其著名的统计学研究中指出[5]，曾经的“教会长女”法国已面临普遍的去基督宗教化（déchristianisation），有八百万工人（总人口的1/4）抛弃信仰；即使在大城市里看似活跃的教区，也不过只有5%到10%的人进教堂。
随着西方社会逐渐脱离基督宗教，这种情况不断加速恶化，今日更为严峻。稍后我们以统计数据举例说明。
（二）
梵二后的堂区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教会结构、机制与社会的巨大脱节，才迫使教宗若望廿三世召开以“与时俱进”为宗旨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梵二文献主要在三处谈到了堂区（《教义》26.1, 28.2；《礼仪》42.1）。教会法专家皮埃尔·布兰切罗（Pierre Branchereau）认为，在整体上，与先前的堂区概念相比，梵二对堂区定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之称为“信友的团体”。
正是依据梵二的堂区概念，1983年的新版法典才把堂区定义为：“地区教会中固定成立的信徒团体，由堂区主任在教区主教的权下，负责其牧灵事务，堂区主任是堂区本有牧者。”（can. 515.1）
由于突出了堂区的团体性，其地域性从此仅是区分不同团体的方法[6]。尽管新版法典仍旧认为，“按常规，堂区该是地区性的，涵盖一固定地区中的所有信徒”（can. 518），但已经在地域上允许极大的弹性，比如可“按礼仪、语言、某一地区信徒的国籍以及其他原因的区分，而设立属人堂区”（can. 518），也可为更好地推行牧灵工作，把几个临近的堂区合并成特别的组合（参阅can. 374.2）。
总之，与特利腾区域划分明晰、并突出宗教与社会约束力的堂区机制相比，梵二定义的堂区更强调关系性、团体性和机动性。
（三）
西方堂区的当前情势
梵二固然使堂区的地域性更具弹性，但实际上大部分堂区并没改变原先的结构；此外，即使如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的许多教区近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堂区合并，但一方面仍然无法应对信友的流失和圣召的稀缺，另一方面也依旧赶不上社会的变化。教廷圣职部的这份《牧灵归依》文件的出发点，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识。
信友的流失、圣召的稀缺，源自西方社会的“去基督宗教化”。社会学家用“宗教退出”（sortie de la religion[7]）和“基督信仰从文化中退出”（exculturation[8]）描述该现象。“Exculturation”正好与“本地化”（inculturation）相对：后者指的是基督信仰进入到文化当中，前者指的是基督信仰从文化中退出。
在这种情形下，曾经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建立的堂区制度，“已随着社会文化的动荡，彻底失去了它的象征作用……堂区在西方已经找不到存在的理由，仿佛一只丢掉珠宝的空椟”。[9]大部分教堂都空空如也，参与主日弥撒的，不过是下面几位老人，上面一位老神父；众多教堂因闲置变为博物馆。
以法国为例，据著名统计机构IFOP应《十字架报》之邀所做的调查显示[10]，1972年还有87%的法国人自称受过洗，到2010年降为65%，2016年降为53.8%。比利时的情况更糟糕，据比利时主教团出版的《比利时天主教年鉴》[11]统计，仅从2016至2018年，领洗人数就下降11.83%，坚振人数下降4.33%，婚配人数下降13.92%，参与弥撒人数下降16.79%。神父的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而全比利时在2019年仅祝圣了四位司铎，其中还包括一位加入比国某教区的中国人。这显示出西方教会全方位的极速下滑，长此以往，很难想象十年后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笔者曾写过一首《当代西方教会漫画》[12]的小诗，多少可管窥一下西方教会当前的衰落状况：
信仰在被遗赠给图书馆后
露出蒙纳丽莎进卢浮宫时的微笑
依然因专家学者们的造访沾沾自喜
中世纪兴建的大教堂
把赎罪券兑换成旅游门票
继续引领当代社会的商业步伐
比唐吉诃德更虔诚的司祭们
英勇地捍卫着拉丁弥撒
在管风琴奏出的额我略曲里憧憬未来
当白人低头经过修道院时
黑人和黄人正忧心忡忡地探讨
如何归化这些神性没落的自由公民
而在无限人道的市区街头
一座座高昂的清真寺平地拔起
阿訇们热烈庆祝着无血圣战的胜利
圣职部意识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代全球化、多元化、流动化、“液态化”的社会，对作为固定结构的堂区的挑战。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态的现代性”和“液态社会”的概念。他用这两个颇为形象的概念描述当前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状态。“液态”与固态相对，固态的社会是以传统、架构、机制、规矩、思想体系等形式为主的固化人生活风格的社会；液态的社会与此相反，呈现为破碎、自由、弹性、流动、变换、创新、多元、不拘一格……其实，这种状态更多的是指后现代人的生活倾向[13]。这样的倾向自然与堂区固态的宗教结构（界线明确的地域、“千篇一律”的圣事、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建筑等等）格格不入。
为此，《牧灵归依》指出，堂区的地域性结构，必须要面对当代世界变化和大数据的特征。一方面，人们不再被特定的地域所束缚，而是生存在一个“多元和全球化的村落”里。该文件明确地意识到，堂区不能再以地域为界线，而应该成为“生存性的场域”。“一切以地域性为准的牧灵行动，都是过时的。”（16号）
另一方面，大数据文化已经改变了空间的概念，同时改变的还有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语言与行为。作为信者生活的团体，堂区面临着信众地域归属感越来越弱，人际交流越来越虚拟化的问题（参阅8-10号）。既然堂区不再是西方人聚会和交际的首要场所，那么就需要寻找其他陪伴和亲近人们的形式（参阅14号）。
为此，鲁汶大学实践神学教授阿诺·茹安·郎贝尔（Arnaud Join-Lambert）认为，教会，包括堂区，也应该适时地成为“液态”的。不然，当“人灵”都像液体从教会的固态结构中溜走时，除了失职和在使命上的失败外，教会什么也“保守”不住。茹安·郎贝尔说：“液态的教会意味着基督徒的生活应更多地建基在灵性活动，而非硬性结构上。”[14]《牧灵归依》也指出，如果堂区只维持原有结构，继续其保守型的牧灵，那么，就会形成自我封闭和僵硬的固态结构，从而变成只能满足少数人需求的亚文化舒适小圈子（参阅17号）。
二、堂区的牧灵归依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西方人太过追求自由，社会变迁太快的过错吗？还是人性不断堕落的恶果呢？人性就是人性，从古至今没多少改变；社会也总在进步和变化，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教会不能老梦想若苏厄的本领，通过让时间停止来让信仰得胜。初期教会时代的罗马人、十六世纪以来的传教士遇到的亚非拉民族，都不比现在的西方人更容易认识天主，加入教会。如果人性和社会发展都没问题，如果教会今天在使命上不如从前给力，那问题就不能从外面找，而是教会需要谦虚地反省自己。
（一）
固态堂区的问题
至少，有一个问题，是教宗方济各和《牧灵归依》文件清楚地意识到的，那就是教会的保守形态，即想把自己“关在只有虚假安全感的架构里”的态度。《牧灵归依》一开始便引用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49号指出，堂区的牧灵归依在于走出自我，通过打破原有结构，为福传使命更好地服务。教宗方济各说：
“我宁愿要一个走到大街上历经波折、因而伤痕累累和肮脏兮兮的教会，也不喜欢一个固步自封、只顾安全而抱病在身的教会。我不要教会只顾追求位居中枢、最后陷入无法摆脱成见和繁文缛节的罗网。
如果应该有一些事令人不安，困扰我们的良心，那就应是这样的事实：有那么多弟兄姊妹经历不到与耶稣基督为友所带来的力量、光明和慰藉，没有信仰团体的支持，生活上缺乏意义和目标。
我希望，大家行事时莫让怕出错的心态作主，却更当担心被关在只有虚假安全感的架构里，被困在只做苛刻判官的规条里，被囚在只以安全为重的习惯里。耶稣要我们照顾门外一大群饥肠辘辘的人，不厌其烦地说：‘你们给他们一些吃的吧。’（谷6：37）”（《福音的喜乐》49）
教宗方济各心仪的教会，包括堂区，是一个不自闭、走出去、为别人的教会——“别人”尤其是指非基督徒和一切没有信仰之光的人。耶稣说：“我还有别的羊，不属于这一栈，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若10：16）他甚至愿意扔下99只羊，去寻找丢失的那一只。基督善牧才是教会应该活出的形象。
没有什么比把西方“去基督宗教化”归结为西方人的“罪”更自欺欺人和不负责任的了。即使这是西方人的问题，那教会为这些人做了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为什么而存在？难道教会不恰恰应该寻找失落的羊，或用传统的话说“拯救人灵”吗？
（二）
堂区的新定义
梵二对教会的定义再清楚不过：“旅途中的教会，在本质上具有传教的性质。”（《传教》法令2）教宗保禄六世也强调：“宣传福音乃是教会特有的恩宠及使命、她最深的特征。她之所以存在，就是为宣传福音。”（《在新世界中传福音》14号）
作为有形教会的代表，堂区自然也为福传而存在，且应该表现出教会的大公性，即成为一个为一切人而存在的场所。为一切人，就不只是为信友。由此引出《牧灵归依》对堂区的新定义：“堂区是众家之家，是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逻辑的回应，而耶稣生活并活跃在团体中。堂区以有形的敬拜场所为特征，是复活之主在其子民中间恒常临在的标记。”（7号）
这个定义首先强调的是堂区的团体性，而且是让一切人感到归属感的团体（参阅《牧灵归依》25号）；其次指出堂区见证基督之临在的本质性使命——福传，而这样的使命，是通过仿效基督从永恒中走出，降生成人，居于人间来完成的。《牧灵归依》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定义。
关于堂区的团体性，文件继续梵二的理解，清楚地指明，教会法典没有把堂区定义为一座建筑或一堆结构，而是“信友的团体”（参阅27号）。信友团体，不是信友之间抱团取暖的封闭小圈子，也不是自命清高者的俱乐部；相反，它应该是向一切人开放和走出去与一切人相遇的“外展”型团体；是为一切人提供机会与天主相遇，使之也成为信友的团体。
信友是基督的门徒，而教宗方济各在梵二教导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每位基督徒都是传教士，因为他/她曾在耶稣基督内经历过天主的爱：我们不再说我们是‘门徒’或‘传教士’，我们永远是‘以传教为重的门徒’。”（《福音的喜乐》120）换言之，一个不福传的门徒，不算真正的门徒；一个不走出去传福音的教会，也不算真正的教会；一个不为一切人着想，不针对一切人计划牧灵活动的堂区，也没能真正活出堂区的本质。
（三）
牧灵归依的方向
为此，作为新福传的核心主题之一，今日教会被召应进行的牧灵归依，主要在于让基督徒团体变成使人与基督相遇的场所（参阅《牧灵归依》3号）。这就要求保守或传统型的堂区以福传使命为中心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参阅《牧灵归依》20号），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向大洋洲主教团所说的：“为避免陷入自我封闭的危险，教会的一切革新都当以福传使命为目的。”（《教会在大洋洲》19号）
事实上，欧洲教会近年来也尝试了堂区的结构性改革，《牧灵归依》中提到的堂区合并后的“牧灵组”（介绍见后），就是不少国家已经实行的改革机制。然而，我们发现，这样的合并主要是由于神职人员的缺乏和教友的流失而整合人力资源的一个权宜之计，其实际的牧灵活动与方法仍然与从前别无二致。这种外在结构的调整，反而让教会更显得像是个基督徒俱乐部，只不过现在变成西方社会中少数的特殊群体而已。
真正的教会改革固然需要外在结构的改变，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结构的改变，即由牧灵方向和方法所架构起的整个牧灵体系。为此，《牧灵归依》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说：“有些教会的架构可能是福传的阻碍；即使架构优良，也只有当这架构为生命所驱动、支撑和评估时，才会有用。若缺了新生命和真正的福传精神，若教会不忠于她的圣召，任何新架构都会很快失效。”（《福音的喜乐》26；《牧灵归依》34）
内在结构的改革，要求堂区不再只以信友为服务对象。具体而言，教宗方济各所提倡的牧灵归依，是要从只为信友服务，转变为向一切人开放的以福传为重的牧灵。茹安·郎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固态堂区的问题——哪怕是堂区合并的“牧灵组”，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没有改变其固态的性质——是由于只把信友当作服务的对象：
“教会的问题不在于仍然来固态堂区的教友，而在于那些不来的人。可是，这些固态堂区，尽管知道应该关心一切人，却以‘参加教会活动者’的数量为成功的因素。由于只满足部分人的宗教需求，固态堂区实际上忽略了更多人的灵性渴望。近年的堂区重组（牧灵组），无法触及到新人，仅能通过提供一些参与堂区活动的新方式，留住少数一些仍然进教堂的人。”[15]
判断一个堂区的牧灵是保守型的，还是新福传型的，只需看这个堂区所有活动的针对对象即可。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绝大多数神父的主要“牧灵”，都不过是为举行好主日弥撒；堂区的各个“团体”，也都不过是围绕一台弥撒以不同分工所组建的，如歌咏团、乐队、读经团、辅祭团等等。至于什么朝圣、避静、学习等等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针对信友举办，即使有慕道班，大部分慕道友也是自己来的，不是被福传的结果……西方教会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瓶颈，其他地区从西方复制过来的模式能持续多久？
若不进行牧灵归依，不开启新福传，任何地方的堂区都会很快没落。没落或消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天主可从石头中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重要的是，这样的保守或固态堂区没有活出它的圣召，完成它的存在性或本质性使命。
那么，如何改革固态堂区，使之实际地进行牧灵的归依，变成不只针对信友的“以福传为重”的堂区呢？改革后的堂区面貌会是怎样的？中国的堂区是否也需要改革？若需要，该如何改革？接下来我们就以《牧灵归依》为指引回答这些问题。
附录：《牧灵归依》目录
导论（1-2）
1、牧灵的归依（3-5）
2、堂区的当代背景（6-10）
3、今日堂区的价值（11-15）
4、使命：革新的引导性原则（16-26）
5、“团体中的团体”：兼容、福传和关心穷人的堂区（27-33）
6、从人的归依到结构的归依（34-41）
7、堂区以及教区内的其他划分结构（42-45）
8、如何整合堂区？（46-51）
9、总堂区（Vicariate Forane，52-53）
10、牧区（Pastoral Units，54-60）
11、大牧区（Pastoral Regions，61）
12、正常和非常的委任堂区团体牧灵管理者的方式（62-65）
A. 本堂神父（66-74）
B. 堂区署理（Parish Administrator，75）
C. 共责司铎（Priests in solidum，76-77）
D. 副本堂（78）
E. 执事（79-82）
F. 度奉献生活的男女（83-84）
G. 平信徒（85-86）
H. 其他委任牧灵管理者的形式（87-93）
13、任命与牧灵职务（94-100）
14、教会性共责机体（101-121）
A. 经济委员会（101-107）
B. 牧灵委员会（108-114）
C. 其他牧灵关怀的共责形式（115-118）
15、举行圣事的献仪（118-121）
结论（12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