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10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起，每年的这个日子，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都会凝聚在一起，为逝者与和平祈祷。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个悲惨的时刻，那场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屠杀，那场不堪回首的国殇。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在儿时的记忆中，经历大屠杀后，南京城幸存者所剩无几。然而随着成长和学习，逐渐了解到当年南京遭遇屠城时，居然还有25万人在腥风血雨的南京城中得以保全，让人深感欣慰。按照很多幸存者的说法：“使南京的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基督徒。”
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
“南京沦陷前夕，数十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南京，利用其中立国国民和国际红十字会等特殊身份，创建国际安全区和难民营，在中国人民最危难的时候给予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让这段解说词，带着我们一起回到那段苦难深重的岁月。
贝德士 美国（1897-1978年），金陵大学历史系任教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得到南京危急的消息，他没有庆幸逃过一劫，而是匆匆道别家人、冲破封锁，迎着出逃的人流，只身回到南京。与贝德士一起留下的逆行者，还有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美籍传教士魏特琳，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24位基督徒。他们誓与南京同进退，并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试图最大程度的保护中国难民，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被公推为主席。
部分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合影，左起依次为：齐阿尔、哈茨、拉贝、马吉、波德希沃洛夫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法国饶家驹神父牵头设立的“安全区”，成功的让无数走投无路的难民免于日寇的屠刀。被史学家称为“二战时期世界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保护区”。拉贝在饶家驹神父的帮助下，征得日方同意，成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
1937年南京国际安全区示意图
当时的南京国际安全区，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是一块位于南京市西北角的狭长地区。所划定的区域是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四面以马路为界，内设25处难民收容所。为约25万难民提供了暂时栖身的避难所。
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
自利玛窦起，历代众多传教士以及在南京建立起来的这些教会产业，不仅在过去的300多年一直造福中国百姓，在始于1937年12月，长达六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对于绝望中的南京军民不啻于又一艘诺厄方舟。南京不同于上海有租界可以依托建立安全区，如果没有这些连接在一起的教会机构，当时的南京安全区几乎无法划定更为合适的地理空间。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些都是为中国人打开的又一扇窗。
可以说，在日军攻占南京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拉贝领导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大都住在这片仅3.86平方公里“安全区”中。在安全保障、难民安置、食品供应、建立卫生设施、医院抢救和警察管理等方面，这个临时组织承担了重要工作。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们以其作为基地，冒着生命危险，在救助难民、抗议和阻止日军暴行，实行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约翰.拉贝（德国）1882-1950
很多中国人对这段悲惨历史的详细了解，始于1996年《拉贝日记》被邵子平和张纯如寻访到并公开。除了主持国际委员会的艰巨工作，为了保护和救助难民，制止暴行，拉贝一往无前的竭尽所能，包括频繁与日本大使馆的交涉和抗议，并将亲身经历完整记录在日记中。他被后世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就连他的住宅和小花园里都挤满了600名受保护的难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回忆道：“拉贝是一个商人，不是兵，但是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保护我们中国人。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
魏特琳女士（美国）1886-1941
谈起守护难民的勇敢和坚韧，拉贝更钦佩一位女士，工作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传教士魏特琳。她当时在仅能容纳2000多人的校园里设立难民收容所，保护了约一万名妇女和儿童。她在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时，政府为了她的人身安全曾三次强烈要求她离开，而她却选择留下继续履行她神圣的使命。她说：“我觉得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危险中的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难民与工作人员合影
她在学校周围四处张贴了美、日大使馆“禁止日本士兵进入”的公告。而这些都不能阻止兽性大发的日军把邪恶的目光投向这里。她日夜守护，拼命地阻挡着日本兵的冲击。因此她多次被恼羞成怒的日本兵殴打和威胁，可即便面对日军的刺刀，她也面无惧色毫不退缩。约翰.拉贝曾形象地评价道，“她像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在那时，她就是中国难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和精神支柱。
辛德贝格（丹麦）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除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北和记洋行、城东北郊区的栖霞山和江南水泥厂、江北的葛塘，当时也分别建立了难民营。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日军进城后，为了收留蜂拥而至的难民，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保护下来了3万多名中国军民。他们名义上是公司派来看守资产的员工，但更像是被派来照看羊群的牧人。
卡尔·京特（德国）1903-1987
南京城失守后被围的水泄不通，还有不少中国军人脱下军装隐藏在城中，侥幸逃过日军搜捕的纷纷进入国际安全区寻求庇护，其中不乏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如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孙元良、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的邱清泉、藏在江南水泥厂的廖耀湘等。按照国际惯例和与日本人的约定，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普通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这些已将自己视为中国人的基督徒们决定冒险，将他们安全的送出了南京。就是这些被救下的抗战精英，日后在战场上让日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威尔逊（美国），1906年生于南京。金陵医院任外科医生
在1938年1月9日的日记中，拉贝写道：“我们留在南京的22个外国人，表现得就像罗马斗兽场上第一位被吞噬的基督徒一样。” 从他们的记述中看到大量遇险经历，但这些不惜用自己生命为信仰作证的人，无惧时刻笼罩在周围的死亡阴影。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时商议：“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
约翰·马吉拍摄的威尔逊医生救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照片
当时19岁的幸存者李秀英，因奋起反抗日军强暴，身中37刀，昏迷了一周才醒过来。一位美国人到鼓楼医院探望并拍摄了威尔逊医生救治她的影像，他临走时对李秀英说：“你将来会成为历史最好的见证者”。这位摄影师叫约翰.马吉，刚刚上任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在救助了无数受害者的同时，他无法忍受目睹的骇人惨剧，连续向日本使馆送去了400余封《抗议书》和《报告书》，要求日军停止施暴。义愤填膺的他冒死拍摄了时长105分钟、现存唯一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种种暴行的影像资料。马吉带着这部被称作《马吉影像》的录影，1946年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时，和李秀英一起，为世人提供了屠城铁证，让试图抵赖滔天罪行的元凶恶首哑口无言。
约翰.马吉（美国）在法庭上作证
他们的出现如同一束穿透阴霾的光芒，让人无法忘怀。当拉贝离开中国时，2000名难民跪地挽留。经历了这场血与火的救赎，中国人不再喊他们洋鬼子了，而是“活菩萨”和“守护神”。后来时局的变迁让他们留在中国的愿望未能实现，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也被渐渐淡忘。但即便到了人生终点，他们仍无怨无悔。1953年，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前留下遗言：“假如再活一次，我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38年，约翰·马吉（前排中间）与鼓楼医院工作人员及患者合影
上世纪80年代，为了铭记这段历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这些勇敢的基督徒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人视野中。纪念馆的设计者齐康院士的父亲齐兆昌先生，当年就参加了拉贝的国际委员会，守护难民收容所。在纪念馆的南端，齐康特意设计了高达12.13米的巨型十字架，上面铭刻着6周大屠杀的起止时间。这座纪念碑在提醒每一位中国人，不忘苦难和历史，持续反思和自强不息，永不再走愚昧落后的老路。
在拉贝和他的同行者眼中，十字架就是救赎的标记。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因着无限的爱和怜悯，通过牺牲自己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和救赎。这种爱和慈悲成为了基督徒追求的信念和道德标准，激励着他们去关爱他人、帮助弱者、维护正义，传播福音。这种大爱之光照亮了人类文明，照耀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要你仰望十字架，你都能找到爱与答案。
作者：类思 玛利亚
文章部分采用资料来源：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讲解词
《人民日报》 2014.12.13
《拉贝日记》
《约翰·拉贝画传》
《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传》
《约翰·拉贝-南京的德国好人》
《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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